認識與發揮超大規模消費市場作用

  作者: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、學部委員 蔡昉

  核心提示

 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“有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”作為我國經濟穩中向好、長期向好基本趨勢的優勢保障之一,要求充分挖掘超大規模市場優勢,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和投資的關鍵作用。這里所講的超大規模市場提供了宏觀經濟內需,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。本文將著重討論居民消費意義上的超大市場和內需潛力,主要基于以下三個原因:其一,投資需求實際上是由消費需求所派生的,并且投資的終點也是消費。其二,從過度依賴投資拉動經濟增長,到形成投資與消費平衡的需求結構,是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內容。其三,在宏觀經濟周期波動中,最需要關注的是可能受到沖擊的居民消費。

  規模龐大的中等消費群體

  2019年,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將接近100萬億人民幣、人均將邁上1萬美元的臺階,意味著我國正在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。隨著經濟發展成果得到廣泛地分享,在我國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。雖然學術界對于中等收入群體的界定眾說紛紜,采用不同標準估算出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也不盡相同,但是,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居民收入五等份分組,我們仍然可以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總規模,作出一個粗略的估計。

  2018年,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.82萬元。在國家統計局的收入分組中,被歸入低收入組和中間偏下收入組的住戶總數為1.81億戶,占全部戶數的40%。2018年,這兩部分住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6440元和1.44萬元。其余60%的住戶,即中間收入組、中間偏上收入組和高收入組的住戶合計為2.72億戶,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2.32萬元、3.65萬元和7.06萬元。由于這三部分住戶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起點人均收入約為每天18.2美元(中間收入組的平均水平),系世界銀行絕對貧困標準1.91美元的近十倍,因此,把人均收入在中間收入組水平以上的這60%住戶,作為寬泛定義的中等收入家庭是有充分理由的。

  并且,如果按照學術界常用的相對收入標準來定義中等收入群體,即把達到并超過平均收入水平75%的人口組別都作為中等收入群體的話,2018年中間收入組的平均收入已經符合這個標準。其實,如果僅以占全國家庭戶40%的中間偏上收入戶和高收入戶作為中等收入家庭,也高達1.81億戶。

  在作出適當調整后,粗略地把家庭數與人口數對應起來的情況下,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大體上在5億人到7億人之間。這一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水平群體,也是潛在的消費群體,為形成超大規模消費市場奠定了人口基礎。從消費者的構成和每個群體的收入增長趨勢來看,在消費潛力提高方面,我國至少有兩個獨特優勢。第一,目前的較高收入者是一個消費不斷升級的高消費人群,相應地,對產品和服務供給的質量提高和結構優化提出不斷更新的需求。第二,目前的較低收入者將隨著收入水平提高,不斷以龐大的數量充實和提升現行的消費者群體,發揮保持消費市場及其超大規模可持續性的作用。

  以民生為出發點和落腳點

  中外發展經驗都表明,經濟增長并不會自動實現發展成果的充分和均等分享,現實中也不存在隨著經濟總量擴大,收入分配狀況可以自然而然得到改善的所謂“涓流效應”。同樣地,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和超大規模消費市場也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,也不會一勞永逸地得到保持和不斷壯大,而只能是在經濟發展前提下充分分享的結果,也就是要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。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,在人均收入提高的同時,也出現一系列新的因素,對中等收入群體的穩定和持續擴大提出新的挑戰。

  首先,勞動力市場初次分配機制對于收入分配狀況改善的效應減弱。在高速增長階段,勞動力市場的逐步發育推動了剩余勞動力轉移和就業的擴大,城鄉勞動者通過更加充分地參與經濟活動,從整體工資性收入的增長改善中獲益。隨著2010年以來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逐年減少,出現了經常性的勞動力短缺,相應推動了工資水平的提高,也有利于提高普通勞動者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。隨后,當經濟增長速度下行成為新常態時,上述兩種效應都會減弱,勞動力市場初次分配不再能夠產生期望的收入分配改善效果。

  其次,技術變革和產業調整會給部分勞動者及其家庭帶來沖擊。新技術革命、新一輪全球化,以及我國加速進行的產業結構調整、發展方式轉變和增長動能轉換,都要求淘汰低效和過剩產能,在創造新崗位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淘汰舊崗位。雖然不應再為了保護崗位而給低效產能留下生路,然而,在轉崗中面臨困難的勞動者及其家庭,需要在充分覆蓋的社會保障框架中得到保護,從而使居民的基本消費不至于因這些必要的調整而降低。

  最后,導致經濟增速下降的人口因素,同時也顯示對特定人群予以特別關注的需要。人口老齡化加速和可供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減少,提高了制造業的勞動力成本,減緩了人力資本改善速度,產生了資本報酬遞減效應,也縮小了通過重新配置勞動力提高生產率的空間,其結果便是潛在增長率的下降。與此同時,老年人口、進城農民工和返鄉農民工也可能遭遇收入增長速度減慢的沖擊。要維護超大規模消費市場,必須采取措施保障這些人口群體的民生不斷得到改善。

  塑造更加平衡的需求結構

  改革開放以來,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,凈出口對我國GDP增長作出較為重要的貢獻。然而,總體來說這一外需因素對GDP的貢獻份額并不是很高,年度之間波幅卻較大。每逢凈出口受到世界經濟不利形勢沖擊的時候,國內投資在彌補需求缺口方面都發揮了主要作用,作出的反應也比較及時。相比而言,消費需求的這種作用顯得平緩,卻更加可持續。

  例如,2008年在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時實施的宏觀經濟政策措施,目的就是改變經濟增長的需求因素。當時,我國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從上年的10.6%驟降到2.6%,資本形成的貢獻率相應從44.1%提高到53.2%。之后,凈出口的貢獻率變成負值,資本形成的貢獻率進一步大幅度提高,2009年達到86.5%。雖然當時出臺一攬子投資計劃是必要的,但是也帶來產能過剩等一系列后遺癥。與此相反,在應對金融危機和消化前期政策遺留問題的過程中,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度的提高,呈現出勢頭穩定的特點并持續至今。可見,消費作用的增強不僅表現為拉動經濟增長,也體現在平衡宏觀經濟需求結構的作用上面。

  在人口紅利加速消失的同時,我國經濟相應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,這同時要求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和增長動能轉換。傳統發展模式所具有的不平衡、不協調、不可持續特征,集中體現在經濟增長的投資驅動上面。對于這一模式及其帶來的后遺癥,需要通過兩種途徑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予以解決。首先,針對存量進行改革,旨在消除過剩產能和降低債務杠桿。其次,針對增量進行調整,利用新的體制和機制形成更加平衡的“三駕馬車”需求結構。培育一個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和超大規模的消費者群體,是支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條件和基礎保障。

  實施逆周期調節的有效手段

  宏觀經濟周期的下行波動,是指在長期經濟增長趨勢即潛在增長率的基準上,由于需求側因素的沖擊導致生產能力利用不足,使實際增長率偏離(低于)潛在增長率。其中,勞動力不能充分就業就意味著出現周期性失業。這里,勞動力市場狀況對于宏觀經濟調控有兩點含義。

  第一,失業率變化對宏觀經濟周期波動的反應比較靈敏。一項對美國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衰退與失業率關系的分析表明,如果三個月平均失業率比此前12個月的最低點水平高出0.5個百分點,則意味著出現經濟衰退。這個規律性現象因其發現者而被命名為“薩姆法則”。從以往的經驗看,在出現薩姆法則所顯示的預警信號之后,失業率通常繼續攀升至經濟衰退結束之時。該法則說明,失業率這樣的勞動力市場信號是一個領先性指標,基于這個信號的預警機制,可以幫助宏觀經濟政策部門及時作出決策,采用相應的政策工具實施逆周期調節。

  第二,失業率上升自然會對民生產生負面影響。從理論邏輯和數據分析都可以發現,居民收入增長情況受到就業狀況的直接影響,而收入增長狀況又以一種時間上略為滯后的方式影響居民消費。由于宏觀經濟逆周期調節的終極目標以及檢驗標準,是通過把增長速度保持在合理區間,實現就業穩定和民生改善,所以,就業狀況無疑是最恰當的政策實施依據,譬如把失業率作為宏觀經濟政策方向、出臺時機和實施力度的依據。此外,以直接針對穩定就業的政策措施實施宏觀調控,具有目標明確和手段有效的優勢。依據勞動力市場信號作出旨在穩定民生的政策應對,對于穩定居民消費進而保持內需具有顯著作用。可見,穩就業和惠民生的政策本身也是一種有效的逆周期調節手段。

原標題:認識與發揮超大規模消費市場作用

責任編輯:韓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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